老舍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又是一个隆冬的季节，天很冷。在老舍故居，在安定门外东河沿八号楼，先生的儿女舒济和舒乙向记者深情地回忆起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1937年8月，平津陆续失守，与此同时，日军舰聚集在胶州湾内，形成海陆两路合围之势，形势十分危急。时在青岛的老舍不得不拖家带口退居济南的齐鲁大学。不久，日寇进逼济南，济南亦渐告不保。老舍已经几次把皮箱打点好，随时准备离开济南，但一看到尚在月子里的妻子和不谙世事的痴儿弱女，提起的皮箱又放了下来。
这样焦躁不安的日子过去了3个月，歧路彷徨的老舍终于义无反顾地抛妻别子，独自南下了。
当时年仅4岁，如今已年高七旬的大女儿舒济说：“父亲不是没想过与家人一起逃亡，但那时幼女才满三个月，最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带着三个小不点儿，在上有敌机的轰炸、下有乱军包抄的情况下逃亡，全家必死无疑。父亲也不是没想过与家人一起留守济南，但一旦被敌人抓住做了俘虏，丢掉性命事小，失去气节事大。在这种形势下，母亲多次敦促父亲只身南走，自己则留下来照顾孩子们。”
舒乙认为：“对于老舍来说，他为了国家的责任而抛弃对家庭的责任，奔向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是一个非常果断、坚强的决定，是他人生的里程碑之一。而对于亲人来说，这次分离同样也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胡?青与孩子们困在济南整整一年。黄河铁桥修复之后，他们才辗转回到已经沦陷的北平。胡?青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教书，用微薄的薪水供养婆婆、老舍兄长一家人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为了安全起见，孩子们都随母姓，改叫胡小济、胡小逸、胡小雨。为抗日而四处奔走的老舍除了与家人有稀疏的书信来往、报报平安之外，无法对这样一个偌大的家庭给予任何经济上的帮助。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恶化，饥荒与传染病同时笼罩着这座城市。胡?青觉得与其饿死在北平，还不如想办法逃出去。1943年9月，在与老舍分离整整六年之后，胡?青与保姆携三个年幼子女，带着十大件行李潜出北平，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历时两月，终于到达重庆，与老舍团聚。
没想到与父亲的重逢却让舒乙有点失望：“父亲离开济南时，我只有两岁，几乎没有留下关于父亲的任何印象。六年的期盼之后，我看到却是一位非常苍老、面黄肌瘦、弯腰驼背、拄着手杖的老人，这竟然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觉得有点失望，他那一年才44岁啊！”
在北碚，老舍与家人一起度过了两年短暂的时光。
舒济回忆说：“那段生活总的印象是特别贫困，特别艰难，主要靠父亲的稿酬养家。吃的东西相当简单，米饭总是最次的，蒸的包子全是菜馅。赶集的时候偶尔买点猪肝给父亲补血，就是最奢侈的了，我们都吃不着。住的地方也非常简陋，父母住在外屋——客厅、卧室兼书房，我们几个小孩住里屋，睡在一张大通铺上。北碚的天气不好，夏天太热，热得连墙壁都能烤出面包来。而冬天又特别冷，我的手上长满了冻疮。”
一家人总算团聚了，环境是艰苦的，但心情却是舒畅的。
那时总是经常有朋友来老舍家里坐坐。胡?青常常会对他们讲述北平沦陷后的一些故事。每当这时，老舍总是默坐一旁，从不吱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些故事好多后来都被老舍写进了《四世同堂》。
老舍特别喜欢孩子。他有自己的一套儿童教育观。他主张自由地发展儿童的天性，维护他们的天真活泼，满足他们的正当爱好，不要对他们干预太多。在这方面，舒乙的感受十分深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父亲特别高兴，他总是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每当有客人来，他都会对我说：‘把你的画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给孩子以表现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的兴趣，增强孩子的信心。”“那时我常常坐在山头上写生，父亲在这时，总要过来给我讲一些绘画技法，讲得头头是道，但他自己，却一笔也不会画。”“我们几个小孩子想集邮，便到处拣信封，父亲知道之后，不仅帮助我们一起收集，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讲解外国邮票上的英文意思，使我们从邮票中获得了很多知识。”
老舍鼓励孩子顺其天性地发展，但又非常注重对孩子品质的培养，绝不是宽容无度。北碚多雨，在当地，遮雨水的工具是斗笠和蓑衣。舒乙、舒雨两兄妹嫌斗笠太大太沉太难看，不愿意戴着它去上学。老舍觉得这种思想非常要不得，小小年纪怎么能这样？他不是对孩子讲许多深奥的道理，而是把他们拉过去，往每人脑袋上扣一个斗笠，在每人的屁股上拍一巴掌，大喝一声：“走呵！”一把把孩子推入雨中。这种看似简单的教育方法对孩子们的成长很管用。
与妻儿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愉快地度过两年时光之后，分别的日子又要来临了。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老舍与曹禺赴美讲学，计划为期一年。这是中国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也是老舍与家人的第二次长时间的离别。
老舍、曹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的文艺和中国的“文协”。一年以后，曹禺如期回国，老舍则因手头的小说——《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的写作没有完成，继续留在美国。
在这期间，胡?青与舒济、舒乙、舒雨、出世不久的小女儿舒立以及女工周姐仍留在北碚，过着艰难的生活。为了养活一家人，胡?青不得不兼做两份工作，同时在两个学校教书，用孱弱的身躯顽强地支撑着这个6口之家。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家里最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收到老舍从大洋彼岸寄回来的信和礼物。
直到1949年12月12日，饱受相思之苦的老舍应周总理的邀请，结束了他在异国他乡三年半的孤独生活，回到了阔别14年之久的故乡北京。4个月之后，即1950年4月，夫人胡?青携子女从北碚回到北京。
对于这次重逢，舒乙至今记忆犹新：“见到父亲以后，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比以前显得更苍老了。而他一看见我，就伸出手来与我握手，直呼我的学名：‘舒乙，你好’。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大人的礼遇，而且对方竟然还是我的父亲。这实际上是他对那种尊重孩子、平等待之的教育思想的有意识运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北京团聚之后，从1950年4月到1966年8月，老舍全家定居在东城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为东城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即丹柿小院。在那里，老舍度过了他一生中与家人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16个春夏秋冬。
每每回忆起与父亲在丹柿小院里度过的这段日子，舒济和舒乙都情不自禁——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他一生都在为他的职业而奋斗。他每天都在写，都在工作，从未有过节假日。每当深夜我们路过他的窗前，就会看见里面的灯还在亮着。即使是在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除夕，他也不忍就此搁笔，总是在想方设法做些与创作相关的事情。譬如，常常发明一些谜语，让我们来猜猜，这样既活跃了气氛，又保持了创作的连续性。”
“父亲坚决恪守他那套比较超前的教育思想。妹妹舒立有一次考试只考了60分，伤心得哇哇大哭。父亲走过来弄明原委之后，说，哭什么，60分也很高嘛！他平等地对待我们，尊重我们对专业的选择，对职业的选择。我们姐弟四人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无一人选择文科专业，继承父亲的衣钵，分别报考的是物理、化学、地质和技术物理，但父亲反而很高兴，很支持我们。每逢周末我们带同学回家，聊天时说的全是一大堆专有名词、技术术语时，父亲虽然听不懂，但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我们谈论，他后来写的一篇散文，叫做‘可喜的寂寞’，就是描述这种情形的。”
“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充满情趣。他喜欢打拳、唱戏、说相声，喜欢养花、养猫、收藏画，喜欢和孩子们交朋友。”
但就是这样一位敬业、乐观、豁达的人民艺术家，却没能逃过1966年那场浩劫。
舒乙回忆说，1966年8月21日，即在自杀前三天，老舍在丹柿小院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老舍的情绪十分低落，对家人说，“又要死人了，特别是那些清白而刚烈的人。”但家里没有人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8月23日下午，老舍被人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拉出，推上卡车送到安定门外国子监大院里，和30余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起，遭到污辱和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
直到8月24日凌晨两点，胡?青才能把老舍接回家，含泪为他清理了伤口。老舍对胡?青说：“我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
就在这一天上午，在胡?青离家之后，老舍来到院中，叫出心爱的3岁的小孙女，俯下身来，缓缓而颤抖地说：“和爷爷说再——见——！”他在向自己的亲人告别。
有人说，老舍在投湖之前徘徊了一整天，但没有谁知道他想了些什么，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静静地躺在湖面上，四周漂浮着他亲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
老舍投入太平湖之后，丹柿小院也未幸免于难。一次次地抄家，使这座曾经宁静、温馨的小院人去楼空。直到“文革”结束后，舒济、舒乙、舒立才陆续搬回家中，与母亲居住在一起。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政府确定这个宅院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居。
记者离开老舍故居时，丹柿小院还在翻修。2月3日，老舍一百周年诞辰时，老舍故居将正式对外开放。出任首任老舍故居、老舍纪念馆馆长的舒济告诉记者：除了向社会开放老舍故居之外，届时人们还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纪念这位为真理、为尊严而献身的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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